整容時代：差不多的臉、鼻子和胸，究竟為了什么？

當下這個時代，整容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中越來越常見，它成為一種時髦，一項投資，甚至可以改變命運的合理行為。然而，美好的期待背后，依然藏著整容無法解決的困惑，那些美的標準問題、手術的風險以及現代人的焦慮。

整容需求井噴的時代

這間整容診所正在上演一幕。

病人躺在手術室，院長馬榮卿正在動刀，她是這間黑診所里包括麻醉師等人在內唯一一個有醫療資質的人。手術臺上的病人，不滿意上一次把臉部向上拉的線雕手術，做完面對鏡子，她喊“我這個臉丑死啦”。

這個病人是這間診所的副院長，她覺得自己像個“殘次品”，這種情緒也在每一次她向顧客推銷手術時傳遞，“你還不完美”。

這間黑診所換過幾次地址和名字，院長馬榮卿也換過幾次名字，但無論叫什么，她都主打自己有韓國經驗。

診所的目標顧客不是那些希望通過變美來改變生活的年輕女孩，而是事業本來就有成的中年女老板、小城市里的女強人。她們仍處在無法緩解的樣貌焦慮中，瀕臨破裂的婚姻、不再被愛的年紀，改變容貌成了救命稻草。

黑診所里，求美者必須在風險面前充滿勇氣。玻尿酸可能讓人失明，自體脂肪填充可能液化，麻醉也可能伴隨并發癥，整容完后還有難以調節的心理落差。

這間整容黑診所興起的業務背后，是整個中國整容市場的繁榮。

整容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方便過。上班族甚至利用午休的時候，就可以去診所買個“微整快餐”。

年齡也不再是限制。媒體的報道里，一位80歲的老太太割了兩次雙眼皮。

每年暑期都會涌現一波整容需求，因為年輕人在上大學前將整容列為待辦事項。

一位受訪的醫生告訴我，“家長主動帶著孩子前來，與孩子獨自前來的比例可以達到一比一。即使是獨自前來的孩子，也很少是家長強烈反對的”。

2018年，醫美平臺新氧發布報告說，影響中國人自信的因素主要來自經濟、容貌和他人評價，“超過8成的中國民眾認為，如果自己長成心儀明星的樣子，有可能更成功”。

中國醫美市場的增速領銜全世界。調查顯示，超過一半的美國人愿意花1000元提升自信，盡管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/7，但中國人卻愿意在這件事情上花5000元。

中國人好像在當下終于達成了一致，這不再是那個“身體發膚受之父母”的時代，在此刻，身體是一個關于現實的、未來的籌碼。

到底為什么整容

整容醫生石蕾的辦公室掛著一幅復刻的油畫《舞蹈》。1910年，亨利·馬蒂斯在這幅畫中用人類原始的狂野宣泄激情。中國整容市場總給人審美單一且速朽的印象，石蕾希望借這幅畫展現她的品位。

現代人缺乏想象，他們總會在這個季度喜歡同一種鼻子，到了下個季度，又會覺得那種眼睛最美，哪怕到了命運層面，他們也只能想象同一種成功路徑。

割一個雙眼皮，在今天就像做一次頭發一樣，人們的要求越來越多，可細分的也越來越多，從眼皮的樣式，到鼻翼的大小，胸部的形狀。

有的醫生可能會拒絕一個求美者把自己整成網紅臉的要求，它并不符合人類社會的古典審美觀，但更多時候，網紅臉只是一些醫院短期逐利的工具。

整容醫生石蕾欣賞的油畫《舞蹈》(圖片來源：Wiki Commons)

石蕾的患者排到了幾個月之后，她是中國醫學科學院整容醫院最有名的醫生之一。要預約上石蕾，你需要先做一些功課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適合什么，不能上來跟她說我要整成網紅臉，王小波說審美是一道墻，求美者和石蕾之間的這道墻的最好不要太高太厚。

20年前，石蕾在北醫上學，研究生選專業時，整形外科專家馬勇光告訴她，自己從事整形外科幾十年，從來沒有一天后悔過，這是一個很有創造性的工作。

這句話擊中了石蕾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制造了很多戰傷、毀容的人，也催生了整容這個學科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受傷和毀容的人更多，學科有了飛躍式的發展。

出于變美而整容的自由，中國人擁有的時間并不長。

在20世紀30~40年代的上海、北平，醫生開始在報紙上刊登割雙眼皮，小眼放大，隆鼻等手術廣告。

1949年以后，意識形態強調整形科應該“功能”大于“形”，強調形態美的整容行為被認為是“資產階級虛榮”，為變美而整容成為少數人擁有的特權——比如一位國家一級歌詞家，他也得拿著文化局的批準，才能讓醫生做手術。

這一時期的中國整形外科興盛，始于朝鮮戰爭產生的大量傷員，石蕾所在的八大處醫院，老院長宋儒耀幾乎是整個中國整形外科的奠基人。

改革開放以后，美容外科恢復，普通人開始擁有和享受整容的權利，被解散的整容醫院也得以在北京八大處重建，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整形外科醫院，私人診所也開始在各大城市開展起來。

在和平年代、商業社會，整容外科找到了新的位置。它為人們的脆弱心靈服務，為無止盡的欲望服務。石蕾在大學時期讀黑格爾、馬克思，覺得美好像是資產階級的問題，在今天，它真得徹底被資產階級滲透了。

2003年， “中國第一人造美女”郝璐璐引起輿論關注，“自然美”和“人造美”成為中國人的辯論話題，而到今天，人們已經不再對整容有更多道德上的苛責。

在杭州，石蕾路過一棟“網紅樓”，里面一套套公寓坐滿了“網紅”主播，擺著差不多的鏡頭、差不多的麥克風，她們在淘寶賣衣服，打游戲，陪人聊天唱歌。她們甚至追求差不多的鼻子、差不多的胸。

這棟樓就像時代的縮影，每個麥克風前都是一個對未來懷抱希望的人，石蕾說：“張大奕1年流水6個億的時候，所有女孩子的夢想可能都是變成張大奕2號。她并不是為了讓自己變成一個美麗的人，她的目標是為了我要1年掙6個億”。

在鏡頭面前，臉成為一個可變現的產品，它達成和商品社會的協議，接受更新換代的現實。

是相貌問題，還是心理問題?

石蕾遇到過那種整容上癮的求美者，永遠地不滿足、永遠地渴望改變，“誰說每個人都一定要整成美的，一個人可能只是想整成她希望自己成為的樣子”。

人的面貌焦慮背后往往隱藏著關于成長的焦慮、經濟的焦慮、存在的焦慮、愛的焦慮。這是一種和自己的對抗。

在石蕾那里來來回回整過好幾次的女孩王露菲告訴我，“我小時因為長得不好看，又胖又丑被欺負，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好看我才能喜歡我自己”。

王露菲把整容前的自己定義為5分女孩，就是樣貌水平不出眾，但也不糟糕。她喜歡找年齡小的男孩做男朋友，因為在整容問題上不容易有太大分歧。

她早就做完了正頜手術、削骨手術，她想從雙眼皮變成內雙但手術結果不理想，她取出了自己的肋軟骨來隆鼻，用人工骨來填充自己的蘋果肌。

石蕾第一次見到王露菲，建議她把以前那些便宜劣質的整容結果修復回來，女孩后來的看法變成了“就想變回以前的樣子，我現在覺得我那時候挺好看的”。

“5分女孩通過整容可以變成6分、7分，2分女孩最多只能變成3分、4分，而如果你想成為10分女孩，那你自己本來就要是8分、9分”，王露菲反思，容貌的骨相和底色是很難改變的。

王露菲也并不想通過整容走向成功，她只是想不斷地和小時候的自己對話，解決那個不開心的青春期問題。

整容醫生需要了解患者的心理狀況，石蕾并不會拒絕所有心理有問題的患者，只要在自己的掌控范圍內，她都可以接下這臺手術。

石蕾說自己做的其實是整容內科：“整容手術是用簡單粗暴的方法去改變一個人的心理負擔，讓他更加接納自我。當然也會有失敗，有些人做完更自卑了，但更多的人變自信了，他認為自己跟這個社會的相容性更強了”。

尤其對于女性來說，“你作為第二性別，你要爭取對你來說更好的生存機會，我覺得什么辦法都可以想”。石蕾認為，董明珠、鄧文迪都是成功的女性，但在這個已然是“男權社會”的結構下，女權主義理論無法為所有女性找到出路。

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整形外科醫生，郭樹忠也早早就讀過了《第二性》，但波伏娃并沒有說服他。所以現在在百度百科，他的簡介仍然寫著擅長“私密處整形”，無論是修復處女膜還是外陰年輕化修復，這些對郭樹忠來說都是小手術。

郭樹忠做過中國第一例換臉手術，會再造陰莖，再造陰道，他也會提出疑問：“你真的了解你自己的性別嗎”?

郭樹忠從1980年代開始做整容手術，在整容還備受污名的年代，一些行為先鋒的人走進手術室嘗試改變自己，但最好能美得不被發現。

“美是什么呢?人真的看得清自己的樣子嗎?中國人有清楚的鏡子也不過才100多年。”郭樹忠覺得，“美是一種感覺”。

他的左邊擺著一座大衛的雕塑——古希臘關于美的代表。助手把這座大大的雕像放在這里，但郭樹忠并不總是追逐古希臘的美。

另一邊，他的眼前擺著一本《審美特性》，書里說，審美和時代、社會結構、經濟階層、種族、宗教、文化都有關。

郭樹忠也讀過《顏值經濟學》，書里說，長得好看的人比不好看的人多掙17%。“如果一個女性隆了胸，就能感覺更幸福，那為什么不給她隆胸呢?”

“整容本來就是消費醫療”，郭樹忠選擇接受現實，醫生就是為人民服務。如果是裁縫，病人拿來了布料，你不能把人家想要的西服做成了馬甲，“我不是為我自己做，是為她做”。

盡管如此，這些手術并不能給郭樹忠帶來很強烈的成就感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但郭樹忠似乎更享受回到這個學科的初衷，為殘疾人做整形手術，為他們雕刻一個看起來健康的耳朵，制作一個和大多數人差不多的鼻子。

他會拒絕那些有“體相障礙”精神疾病的人，拒絕那些技術解決不了的問題，“你并不是真的因為單眼皮而找不到對象”，郭樹忠說。

郭樹忠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學觀，他認為整容者或許都缺愛。他覺得，自己就是拿著手術刀的心理醫生。

整容真的可以撫慰人嗎?

當下的整容市場，你或許認為你沒有屈從任何一種審美，但“凝視是無處不在的”，除了男性、文化，消費主義也在凝視著每個人。

“這個產業現在已經常態化了。人們在它上面的消費習慣跟其他消費趨同，每個人更理直氣壯地捍衛自己的這個選擇”。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哲學博士袁長庚闡述他對所謂“整容行業變得理性”的理解。

袁長庚曾在田野調查中目睹整容黑作坊的現場，“即便她們沒有出現太大的風險，但是你可以看見整個社會巨大的焦慮”。

在一座北方小城市，袁長庚看到，做直銷行業的女老板們從廣州請了一個所謂的“醫生”過來，下了火車直接在賓館包一個房間，把床稍微改造就是“手術臺”，開始做簡單的整容手術。

在袁長庚看來，不管是健身、保健、美妝、還是整容，這都是時代的焦慮感轉移到對身體的審視上。

他覺得荒唐的是，當父母帶著孩子去做整容手術，這種基于基因傳遞之間相對私密的關系，好像也被否定掉了，仿佛全社會基本上都被焦慮控制了。

女權主義者對當下的整容環境也是懷疑的。

1960年代，美國的女權主義者們走上街道，脫掉帶鋼絲的胸罩，向世界號召身體屬于自己，女性可以把身體當成武器，但這與目前整容市場宣稱的“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”之間似乎仍然有鴻溝。

整容真的可以撫慰人嗎?無論是承認自己整容上癮的王露菲，還是手拿手術刀的頂尖整容醫生，她們的回答都是“整容無法改變命運”。

至于命運里的那些焦慮，如果不是通過改變相貌來釋放，人們可能也總會設法尋找到別的出口。

文章開頭那個整容診所的馬榮卿院長，在為病人做完幾個大型手術之后，就拿著100萬去了馬來西亞參加一個心靈禪修的集會，對她來說，那就是另一種新型撫慰。